第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街名

从地图上看，城市是由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街道构成的。有人说，街道是城市的经纬，它能帮助你确定方位；有人说，街道是城市的循环系统，道路畅通与否，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节奏。也有人说，街道是城市的文化，是城市的记忆，每一条街都有一段与城市有关的往事。

老成都的街名大都约定俗成，它的得名多半与市场作坊、庙宇宗祠、官府衙门以及文物古迹的所在地有关。因此透过街名也能对成都的历史了解一二，比如：打铜街，以前有许多制作销售铜器的店铺，忠烈祠，过去有一座纪念抗日英雄的祠堂，提督街，提督衙门的所在地，天涯石，大石文化遗物所在地……

红星，这是一个具有浓烈革命色彩的字眼。说起这个词，人们就会想起工农红军帽子上的五角星，想起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想起《闪闪的红星》。以这样一个字眼命名街道，不用说，你也能猜到，红星路，这条南北走向贯穿成都市区的主要干道，它与新中国有关。

1949年12月27日，中国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，这座古老而破旧的城市开始了方方面面的变化。变化在街名上也有所体现，“红星”、“人民”、“解放”、“光明”这些亮堂堂的文字被用到了街道的命名上，而“红星”这两个字，是成都街道名称中出现的第一个具有革命特征的字眼。

红星路演变的历史

老成都有一条与三槐树街垂直相会的街道，因街上有一盏高高挂起的路灯，成都人把那条街叫做天灯巷。共和国成立后，为了让市民从侧面也能感受到新中国的新气象，市政府将天灯改为了红星，天灯巷就成了红星巷。1954年，此巷被拓宽，并且向北延伸开辟了一条新路直达府河南岸。新路建好后，红星巷连同向北延伸的新路被定名为红星街。这便是红星路一段的前生。

1964年，为了满足城市交通需要，在红星街以南拆除了塘坎街和书院正街，劈开贵州会馆，将布政使司一分为二，建成一条新路，北端与红星街相接。同年，在新路以南又扩建了打金街、丝棉街、四维街等街道。新建的道路因为与红星街相连，人们习惯上还是把它称作红星街。但扩建的道路依然使用原名。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在“破四旧立四新”的口号声中，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更名运动，一切带有“封、资、修”色彩的老字号老街名统统要改。于是，春熙路改成了反帝路，顺城街沾了解放路的光，变成了解放中路一段、二段、三段、四段、五段。以这样的思路改下去，打金街、丝棉街自然也就变成了红星路。不仅如此，府青路、新南路也跟着改名为红星路。于是有了红星北路、红星中路、红星南路的说法。

1981年，一份编号为200号的政府文件，将文革中搞乱的街名作了更正：一号桥至新南门大桥路段保留红星路名，其余路段基本恢复原有街名。保留的红星路段按序数划分为四段，即：一号桥至新华路口为红星路一段；新华路口至东风路口为红星路二段；东风路口至东大街为红星路三段;东大街口至新南门大桥为红星路四段。丝棉街、四维街虽然没有恢复原名，但人们时不时还能从老成都人的言谈中听到它们的名字。

一条崭新的多功能街道

红星路是成都南北走向的重要干道。1980年以前，它也是成都为数不多的几条宽敞的大道之一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，红星路上的车流量逐年增加，昔日宽敞的红星路越来越显得拥挤不堪，汽车跑到这条路上，比人走路的速度快不了多少。对于开车的人来说，红星路已经成了一条让人头痛的路。

2002年，市政府决定对红星路进行改造。起初，有关部门的改造方案只是单纯地将红星路全线拓宽为40m，从而缓解交通压力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，部分商家提出第二空间的设想。所谓第二空间就是除地面外的另一空间，比如建高架桥或地下隧道。建立第二空间可以拓展春熙路的商业范围，有助于招商引资。第二空间的设想在接下来的几番讨论之后被采纳，从而有了红星路中段改造方案。2002年6月红星路下穿隧道方案通过，年底改造工程开工，5个月之后，红星路跨线桥和下穿隧道正式通车。原来要用３０分钟的行程现在只需８分钟；红星路一改往日模样，变成了南北干道中最畅通的道路。7月31日，与春熙路步行街相连的红星路步行街正式开放；至此，一条全新的红星路完全展现在成都市民的面前，它既给汽车提供了快速行驶的通道，又为市民提供了休闲的广场，今日的红星路已经深深地烙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。

街道的含义

说起街道，我总是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：街道空间真正的使用者是飞奔而过的汽车，还是漫步其中的行人？城市中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车道，还是充满绿阴凉亭的人行道？汽车提速与行人的安全怎样调和？问来问去，最后的问题都归到了一个焦点上，那就是街道的含义是什么？

在我看来，街道是人们阅读城市与了解地方历史的一个路径，街道将城市中的历史性场所、公共建筑、商店、住宅、广场以及公园等空间相互串联成一个整体，而其本身的配置型态与它两旁建筑物的用途、外观形貌，又向人们展现出街道自身在城市扩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明晰易辨的空间意象。在街道内涵的展现方面，我觉得美国费城做得很好。在那里你能透过不同的空间引导标志、场所解说牌、场所标志等轻易地在城市中找到自我认知的空间归属，游走于费城的街道中，你能从路旁的景象中领略那座城市的文化与历史。

城市街道的特性中，不仅具有空间移动的方向性，同时还具有社会生活的功能性。以街道的方向性而言，它衔接了起始地与目的地。这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概念，给人的感觉多半是“出发、到达”，“上车、下车”这样的感受。以街道的功能性而言，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购物、上学、休闲与社交集结等种种需求，同时还可以显现与文化相关的公共生活，并且在都市邻里的组织中扮演着结构性角色。除此之外，街道有时还代表着政治权力的图腾。现代城市，街道不仅连结了工作场所、休闲场所与住家，更扮演着城市延伸扩张的重要角色。

街道的定义与功能会因时间而改变，几十年前，狭窄的街道既是街坊邻居们休闲聚会拉家常的场所，也是孩子们玩耍嬉戏的基地。在老街老巷住习惯了的人，拆迁搬到新的住宅区，还是喜欢抬张凳子坐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。今天的城市，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，街道已成为了一个危机潜藏的主要场所，做父母的忘不了提醒孩子，到街上去要格外小心，车来车往安全难保。这一切的改变完全是取决于生活上的需求，忽略了人们对于街道空间所扮演角色的期望。

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不应只限于绿化带的植被、人行道上地砖的铺设、招牌或铁窗的改善等表浅品质的追求，重要的是如何让街道成为我们城市生活的场域，以及人与人互动的公共生活舞台，经由道路、人行道的串联，透过时间刻画的古老街屋、历史性建筑、老树或几代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等，提醒人们生活的城市历史与人群互动的经验。 就我前面提到的街道含义来看，改建后的红星路可算是体现街道本质的一个好典范。

畅通的地下隧道满足了现代城市对快捷交通的需求，地面步行街，为市民和观光者提供了休闲购物观景的场所，如果能够恢复几段往日的街名，让人回忆起这座城市的历史，那就完美了。

我们的红星路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家住水碾河的曹大爷。他告诉我，20多年前他家就住在红星路。上世纪70年代末改建道路的时候，他家住所被划进红线，成了拆迁户。曹大爷说，那个年代不像现在，别人出了再高的价，被拆迁的人都觉得吃亏。那时候遇上拆迁，是件很高兴的事。当年曹大爷在红星路上有一间40个平方米的房子，属于私房，每年夏天捡瓦补漏都得自己掏钱。拆迁的时候曹大爷终于把安置房改成了公房，并得了300元的补偿。20年之后，当曹大爷再用两万元把公房变为私房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自己也为红星路的建设默默地做出了贡献。

听了曹大爷的故事，我很有感慨。我相信，当曹大爷知道自己也为红星路的建设做了贡献之后，他一定开心地笑了。是啊，一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，对这座城市来说，它不仅仅是决策者的功劳，不仅仅是建设者的汗水，它也包含着这座城市每一个居民所做的贡献，因为他们是支持者，他们是纳税人。 红星路焕然一新，如果曹大爷某天来到这里的话，我想他会像许许多多的成都人一样，自豪地说一声：这是我们的红星路。（文据四川在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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